张莎玮 卢浚文 李骏铭
关键词：文化景观；
沙田地区；
景观价值；
珠三角
中国自古以来在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景观风貌，如位于沿海濒江地带的沙田，于珠三角广知，是为典型。其形成过程迂回艰辛。起初因自然之力，海水卷泥沙不断淤积成沙坦，而后发现经人力围垦，可加速沙坦成为耕地，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至此成为众人逐利的焦点。于是，沙田形成了由堤坝、水网、农田、聚落组成的地理环境，很好地适应了海陆交接地带的特点，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形成了自然与人力共同作用的典型文化景观。
學界对沙田地区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但是专门论述沙田景观的论著较少。1990年代，《广东文化地理》和《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相继出版，这两本史志类书籍是沙田研究的重要文献，主要从社会制度的变迁来阐述沙田的发展，对沙田景观问题涉及不多。而且其中的论述也是以个别案例为基础，缺少理论层面的概括。一方面，囿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状况，导致相关的资料文献较为缺乏；
另一方面，珠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标准化与同质化的景观要素削弱了地域化的特征，学术研究的样本逐渐消失，这也对相关研究的开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笔者对珠三角沙田地区的文化景观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察，发现该片区仍然保存着丰富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景观遗产，既体现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层积累下来的历史特征，又折射了地域特征影响下所特有的“文化—形态”映射关系。本文提出了沙田文化景观的价值要素，梳理了沙田文化景观的突出普遍价值，有利于更深刻地了解珠三角文化景观体系，有助于在空间规划中对其更加谨慎地保护与开发。
一、沙田文化景观的形成
（一）沙田的形成
珠江三角洲外围的冲积平原在地形、水文及人文景观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风貌特征。曾昭璇等学者对珠江三角洲的范围、边界、地貌类型及三角洲与外围平原过渡变化特点有详细的研究，并从人文与自然地理科学的角度论证沙田的形成“是广州地块（溺谷湾）的沉降和海侵以及泥沙堆积的过程”[1]。
从文献记载来看，南北朝时，番禺沙湾（今广州市番禺区的边界）、茭塘两司还“地多边海”①，沙湾以南未见有居民点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沙田还未形成。至宋代才出现有关沙田的记载，其可耕作的价值被发现之后，成为“争讼”②的对象[2]；
随着移民增加，加速了沙田的围垦，粮食产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③。明代至清代是沙田发展的快速时期，出现了大量围垦事件，据记载清代是修筑堤坝增量最快的时期，其目的就是为了屯田。以上是从文献记载方面论述沙田的形成过程。
清乾隆翰林院编修龙廷槐在《与瑚中丞言粤东沙田屯田利弊书》中对沙田围垦有详细的记录。其原理是通过在浅滩抛下石块，利用石基的阻力，遮挡风浪、稳定河槽，并加速泥沙的淤积。经多次垒石蓄沙形成沙坦后，便可拍围筑堤，在沙坦四周和中间筑以纵横交错的植草硬泥，以使泥土坚实，防止塌陷，使烂泥地逐渐成为可以种植稻米的良田（图1）。这是从工匠技艺方面记录沙田形成的过程。总之，沙田的形成过程与人们认识生存环境的经验相互交叠发展，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沙田文化景观的形成
沙田文化景观的形成辗转迂回，这里简要归纳历史脉络，按照时间发展分成汪洋沙坦（宋代以前）、快速围田（宋代）、疍艇穿梭（明代）、沿涌茅寮（清代）、聚落扩张（1952年以后）五个阶段。
汪洋沙坦是人们认识沙田的初期阶段，当时沙田人烟稀少、瘴气危险。后由于战乱逃荒、穷人聚集，立命安身的愿望促进了沙田有规模的围垦，进入快速围田时期，如沙湾何姓宗族用铁牛做固定的地标，先将铁牛沉入再立杆为记，其位置坐标是沙田围垦的有力证据之一。疍艇是沙田人居住的最初形态，直到允许疍民上岸以后（清代），沿水而建的茅寮大肆兴建，沙田的景观风貌再次经历变迁。新中国成立以后，沙田人民在政策支持下建造红砖联排屋，一夜之间茅寮被拆大半，而后小洋楼破土兴建。从1950年代开始，沙田地区大兴水利建设，将一部分自然河涌截弯取直、填泥变田，或将一部分浅细沟渠挖成河涌，沟通水道，方便运输、饮水和排涝（图2）。
这五个阶段可以简要概述沙田文化景观的形成过程，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则受到资源争夺、生存压力和上层政策的交织影响，展示出沙田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以围垦，不断摸索造田经验改进生产技能的生存智慧；
与自然拼搏，与江河争地，充分利用潮汐漫溢，又能因时制宜与水共生的生态智慧。沙田文化景观是特定的文化族群在适应自然中创造的特殊样式，文化是动因，自然地貌是载体，文化景观则是呈现的结果。
二、沙田文化景观价值要素
沙田文化景观作为中国南部海陆交接地带的缩影，其价值反映了该区域明清时期商贸与农耕发展的突出成就，可以深入了解文化和自然环境复杂的相互作用。继而，根据文化对于景观质量的价值，沙田文化景观在看似统一的地理区域中，形成发展为具有可识别性的、差异化的动态结构。其文化价值可经由环境基底、聚落肌理、居祠结构、建筑特征、农业资源5个主要景观要素承载。
（一）环境基底：海陆交接，水道纵横
沙田自形成便具有织网状的地貌特征。上文指出沙田的范围因自然和人力原因而不断发生变化，沙田的开发与扩展，与堤围的修筑关系紧密。一方面为了造田，修筑堤坝因人为力量的介入，早期就含有规划农业空间的目的[3]。据记载，清代珠江三角洲堤围总数超过272条，超过明代50%以上，使得“百亩母沙而生数百亩子沙者，比比皆是”，所以乾隆十八年（1753年）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共承垦5300余顷，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再溢田承升8000顷。这虽然是报垦承升之数，隐瞒甚多，但足可反映有规模的围垦现象。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海啸与倒灌，修筑多层堤坝联防管控。如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姚孝资以右从政郎知东莞，“下令阖境筑堤护田，水利大兴，民蒙其惠”。文献记载，宋代300多年间，从西、北、东三江干流两岸陆续修筑堤围大小28条④。河堤的修筑，又进一步固定了河床，使河流带来的泥沙往下游沉积，有利于沙田的发育。“昔筑坝以护既成之沙，今筑堤以聚未成之沙；
昔开河以灌田，今填海以为陆。”这种认识的转变，反映了沙田垦殖的过程由被动变为主动的过程，规划意识愈加强烈，水网互通构成了沙田地的基底环境（图3）。
（二）聚落肌理：顺水而居，堤坝建房
聚落的形态与建造方式和位置相关。沙田土地权属复杂，耕地都归宗族所有，堤坝相对坚固，因此沿堤而建、顺水营居。首先，自宋代以来，人们已经总结了一系列实用的堤围修筑技术，并积累了一套较完备的泥石并用方法。文献记载“筑堤必择好土，毋用泥沙”，泥土“燥则每层须用水润”，其后，“每土一层，用夯密筑一遍，次石杵，次铁尖杵各筑一遍，复用夯筑平”，堤围修好之后，“又于临水堤下密栽芦苇茭草”，用以消灭波浪对堤围的冲击[4]。堤岸下面有石基、木桩或者硬泥作为基础[5]，是最为坚固的地方。
其次是佃户为了快速占领新成熟的耕地。浮生沙田易生成子田，为反抗宗族地主，佃户通常占据“子田”为己有，沿涌边居住，可随时观察子田变化，成功占据部分无税子田。沙田居民长期以来以农业、渔业为生，有句俗谚：“南沙柴，黄阁米，出门靠渡仔，无事莫进来”，当时水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沙民们通过纵横的水道将农业产品运出去换得钱财，靠近水流便于交通运输，便于生活。因此沙田聚落沿堤布置与水相依，具有岭南独特的水乡风情。
（三）居祠结构：无宗祠，人口组成复杂
珠三角大部分传统聚落里面都有祠堂，宗族是维系权力与血缘的重要纽带，而沙田地区人口组成是随机的，没有血缘关系，更不是同姓村，所以沙田是没有祠堂的，这一点尤为特殊。资本雄厚的集团或宗族千方百计来争夺土地，他们有护沙队，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权属不清的沙田，成为地方势力所争夺的资源。穷人变成大宗族的雇工，成为围垦沙田的工人，他们需要在一个地方居住生存，最重要的是土地经济收入，没有财力的流动人口成为开辟沙田的生力军，同时也成为租用农地的“耕仔”即佃户。
在明代，沙田的所有权，不是靠占领得到的，而有赖于操纵土地登记。显然，只有当政府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沙田地区，才有土地登记可言⑤。社会背景导致地主与大宗族与沙民的地位形成鲜明对照。没有血缘与地缘的维系，沙民也失去“斗志”，成为最下等的劳动力。因此，沙田聚落在平面布置上呈现均一化和无集中布置的状态，这也是区别珠三角内陆地区文化景观的重要标准。
（四）建筑特征：
艇流徙，茅寮栖身
秦汉时期，《汉书·地理志》便有对岭南水居族群的记载：“百越杂处，各有种姓”[6]。唐宋时期，随着岭南经济社会的发展，疍民初具规模[7]。关于疍民的记载出现在名人传记、史志、诗文中⑥。宋《太平寰宇记》记载钦州疍民“不种田，入海捕鱼为业”[8]。另北宋陈师道把两广化外之人分为三个族群，其中称“舟居，谓之疍人[9]”，可见其身份低微⑦。
上文提及在明代开始大规模进行水利建设，沙田耕种面积迅速扩大，间接挤压了疍民的耕水空间，被迫租赁或被雇佣从事沙田耕种的疍民人数极大增加[10]。直至清雍正七年（1729年）取消了疍民不得上岸居住的法令，容许上岸建造房屋、登记户籍、开垦荒地。清代文献记录了疍民在台山与恩平交界南面的镇海湾一带从事晒盐等活动，并上交约300斤左右的粮食[11]。由此可知，江海交汇之处的沙田，鱼类资源丰富，有利于疍民谋生，由水上居住逐步转为在沿海和河岸聚居成村。其景观凸显了捕鱼和舟居的文化特征（图4）。
（五）农业资源：农田广袤，稻作发达
沙田文化景观的农业要素具有较强的持续性与传承性，是与沙田的生产生活相适应的。初期，通过围垦的方法固定扩展泥沙沉淀为沙洲，称为造田运动，以人力迎合自然力，向水夺田，依据水势、沙形，建筑堤围，开垦农田[12]。《广东新语》记载：“常于沙田边缘上筑围坝，植芦、蒉等树木以防塌陷，并且以此防止土壤流失，得到更多的耕种面积”[13]。由于全面开发沙坦，在经济规律影响下，沙田被各钟农作物分割成较为规则的网格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早期农业文化特色。
现阶段沙田继续保持发展农业道路，不同阶段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改变原有基本格局⑧。有记载沙田区域的农业情况：“西南与西北近洋海之区，平原低洼之地，多区为水田，广载水稻……土实乃沙质壤土，色黑而有机质亦富，除植水稻外，亦有栽植蔬菜者，以上皆属冲积土”[14]。在广东地区，沙田种植大范围水稻，其余则为蚕桑、甘蔗、水果等经济作物覆盖。因此稻作、经作、旱作和园艺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分布格局相继形成，形成沙田农业文化空间基本框架和景观单元。
三、沙田文化景观的价值
沙田文化景觀从宏观到微观，在空间结构、空间模式、空间要素方面价值突出，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社会与文化的关联性，并构成连续的空间与时间连接。空间结构层面的价值与区域环境相关联、空间模式层面的价值与内部系统相衔接、空间要素的价值与具体景观要素相对应，三者综合反映了沙田景观的多维价值体系（图5）。具体来说，有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沙田文化景观空间结构的价值——进一步揭示了区域范围特殊的文化景观区划
1.沙田地貌环境是中国南部海陆交接地带的独特片段
沙田文化景观是具有历史遗存的风土地貌，也是展现遗产价值特征的主要载体。图6展示了四种典型的文化分区在珠三角的空间位置，其地貌特征的差异与文化区划的分界是一致的，即“民田—沙田”的格局，与司徒尚纪先生提出的广东文化地理区相符合。具体说来沙田区的疍民结茅为寮，是没地位、没土地的弱势群体[15]；
而民田区的宗族与土豪，占有并不断开发沙田[16]。从地理信息系统的模型统计看，沙田风貌区的面积约为632平方千米，江湾水道以南的文化景观与以北的文化景观，在整体风貌上具有鲜明的差异，在地理学上划分为广府文化区与沙田文化区[17]。在各自区域内，其聚落形态、宗教习俗、艺术形式、道德观念、社会组织、经济结构以及反映这些文化特征的景观是一致的。其背后潜藏着疍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存文化，则透过文化景观展示，深刻反映了这种空间格局及其所包含的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
2.民田-沙田的区划模式反映了文化异化的结果
据记载，明清时期，族田（包括书田、蒸尝田、祭田、祠田）等成为沙田的主要侵占形式。大宗族利用买卖、诉讼等方式占有土地，组成利益共同体，共享沙田经营的利益。大宗族恰恰运用了传统仪式风俗，形塑新的沙田文化权利，以此占领主流，其余则为异类，变成了历史的失语者。叶汉明曾提到，士大夫是岭南地区儒家文化的关键人物[18]。因此，在广东地区形成了“民田—沙田”的文化分区格局。在对广东传统聚落调研过程中发现，番禺以北地区的村落普遍为梳式布局，呈祠堂—禾坪—风水塘的布局模式。而在一江之隔的狭义珠江三角洲地区，埠沙镇、榄核镇、大岗镇、横沥镇、万顷沙镇、东涌镇、沙田镇等地，完全没有广府聚落的印记，从空间结构上判断属于沙田型传统村落[19]。民田属于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对明代中后期岭南地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沙田属于血缘与地缘的割裂，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低等群体，但正是由于这种忽视，使得沙田在今天得以避免被彻底更新。这种建立在文化延续性上的异化的现象，反映了岭南文化地理与宗族脉络上的重要关联作用。
（二）沙田文化景观空间模式的价值——展示了地域文明所创造的空间规划特征
1.水网串联的结构体系支撑沙田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进程
已有研究表明，水资源的丰富程度对于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水资源丰富促进交通便利，带动农业发展，不无例外，沙田在此模式上发展并延续了数百年。沙田文化景观的结构依靠着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形成海—田—水—村的整体格局。自然淤积、沙田囤积、水道长堤相叠合而形成的文化景观，再一次证明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水资源利用与早期区域商贸中心的形成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重大关联。通过GIS地理信息系统，对376个样本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可以发现沙田的景观空间模式有4种组合形态，分别为点状、放射状、网格状和鱼骨状布局。其中网格状模式的系统占比沙田聚落的80%以上，这与人工干预的结果相吻合。其余的聚落为另外的3种模式，多与较大的河流和丘陵结合分布（图7）。
2.居住权的确定导致疍民—宗族的阶层模式
宗族在沙田社会权利结构演进中扮演着主宰者的角色，拥有沙田开发的控制权，两极分化的程度与沙田开发强度成正比。广东宗族社会的研究极为深入，已有学者提出珠江三角洲各族谱中所记录的祖先传说（特别是珠玑巷传说），实则是珠江三角洲各族建立其定居权的依据[20]。这些代代相传的祖先谱系、传奇故事均作为一种文化手段来确立主宰者的地位与身份。宗族不断强化“祖先的权利”，他们利用国家认可的伦理规范来创建家族传统，并且制造文化、确立地权以及地方文化的正统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区分外来人的身份，刻意将水上生活的族群称为疍民。地方豪强采用了士绅的符号与意态，因此得以洗脱沙田住民的卑贱身份；
而那些住在船上、棚屋的人，生活方式不变，身份却从此变成“蟹”，困于“疍民不得上岸”的桎梏。由是，宗族对沙田的控制权，与其说是一种经营组织，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资源。对身份的区隔反映的是对居住权和土地权的宣誓。
3.以堤坝结构形成多级防海水倒灌、防止咸潮生态安全系统
咸潮是因河道淡水流量不足促发海水倒灌，导致咸水与淡水混合引起的上游水体变咸。咸潮受潮汐变化、风况、海平面上升等因素的影响[21]。值得注意的是，在沙田开垦的过程中，开挖河口、疏浚航道，导致河床下切，主潮汐通道的深槽加深，潮汐上溯动力加强，也加剧了咸潮入侵[22]。
沙田地区人工筑堤，把沿海浅滩围起来，每个围都有一个控制水流出入的“口”，因为沙田所在地方是河水与海水汇流的地方，需要按照潮汐及季节性的水质变化，控制围内与围外的水，目的是引入淡水，达至淡化土地盐分的效果[23]。沙田四周被堤坝围起来，而堤围与堤围之间则由水道分隔，堤围内的田地需要灌溉的水及运输的水道，于是沙田里便出现纵横交错的水道，这些水道被称为“涌”⑨。沙田地区利用精心组织的农田堤围系统，控制堤坝标高，抵御海水倒灌。另外，利用纵横交错、组织有序的堤坝系统、自然和人工相结合的河涌，通过控制各个水闸设施，排灌有度，沙田人民逐渐积累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
4.为珠江三角洲出现的区域性早期商贸形式提供见证
具体来说，初期形成的沙田土地盐分高，并不适宜种植水稻等作物，但经过不断地淡化后，土地可以成为农田，长远地为宗族、地主带来收入。于是，三角洲沿海的围垦工程便不断浮现，建造堤坝，让河水中的泥沙沉淀，加速土地的形成，所以沙田在歷史上长期成为各方竞争的对象。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与明确，宗族掌握资源，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工程组织管理，疍民从事实际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受到上层阶级的控制。
据史料记载，宋代以后朝廷逐渐重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这里财富积累迅速，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阵地，城镇与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粮食消费市场并行增长，进一步刺激粮食生产和商品化种植、养殖，出现了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等。另外一方面，沙田位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商品生产、水上贸易往来为主要经济基础的海洋文明有紧密的关系，沙田的农业发展、水网互通、与海相接的地理位置，为海丝绿廊提供了重要的接驳点。可以说，沙田文化景观展示了区域性地方经济体系模式。
5.形成了沙田区域典型的空间规划准则
沙田展现了织网状的空间结构——由堤坝、线性聚落、河涌组成。沙田内众多人工疏浚的河道贯通交错，与周边海水相隔而生，构成独特的农业水域，构成空间规划的各个要素具有相互支撑作用，同时相互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性，其内部联系紧密的生物链，有明显的水陆边缘效应，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24]。防洪排灌技术稳步提升，围田规模持续扩大，洪、涝、旱等灾害显著减少，极大推动沙田农业商贸发展，是珠三角海陆交接地带独有的空间规划形态。
沙田空间规划模式在社会层级的背景下，显示出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由于沙田本身没有所谓的统治者，所以在空间规划中没有凸显权力中心象征的模式，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沙田文化景观揭示了珠江入海口流域早期聚落所创造的规划特征，与北部聚落在形态上差异巨大，同时，沙田所展现的“水网”规划格局与营造技术、反映了人们在淤泥环境中创造的聚落与民居特色景观、特别是水资源利用、水系系统在工程规模、设计与建造技术方面的科学性，展现了稻作文明发展的极高成就。
（三）沙田文化景观空间要素的价值——展示了众多具有遗产价值的物质遗存
1.疍艇、茅寮等具有历史断面信息的景观要素对沙田文化提供特殊的见证
沙田人民为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进行了大量建筑活动，并且不间断地改进居住空间环境。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入住权，沙田人民建造了符合物料与技术的疍艇和茅寮。从疍艇到茅寮，人们依据沙田的社会背景和自然条件，通过材料利用等手段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具有文化意义的建筑介质。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
从舟居过渡到岸居，代表了沙田文化景观的重要符号，其中反映的文化形态正是当时整个沙田地区的缩影，体现了“主流外”人群的艰苦生存环境。某种程度上，疍艇和茅寮的出现是为了应对社会政策和封建伦理所寻求的立命和妥协的产物，也恰恰从侧面反映了沙田文化景观的演进机制。
2.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仍具有借鉴价值
沙田多位于平原近海地带，围垦效率高，土壤肥沃，是珠三角主要的商品粮和糖蔗基地，生产多种农产品，如粮食、甘蔗、塘鱼、蔬菜、水果等。甘蔗栽培歷史悠久，产量大、经济效益高；
粮食生产集约化程度高、单位面积产量高、商品率高。但历史已经证明以粮唯一的结构是不可取的，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必然抑制经济作物生产优势的发挥，使农业陷入低效率高消耗的恶性循环。今后沙田地区的农业发展要综合考虑需求和生产中的制约因素，继续发挥沙田区域优势，服从发展比例关系，从沙田生产结构出发，动态衡量并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因此沙田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开发沙田、经营管理沙田的生产技术与经验，对开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林、牧、副、渔业经济，仍然有借鉴意义。另外宋代以来留存至今、功能复杂、庞大的水网脉络系统，筑堤营建技术与工艺，显示了沙田先民在人地关系方面的创造性和科学性，是珠江三角洲沿海沙田农耕的典型案例。
四、沙田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展望
沙田形成的过程极为特殊，是自然馈赠与人力作用的结果，充分反映了古代人民的生存智慧，沙田文化景观作为珠三角海陆交接地带的独特片段，以建造于宋—清代期间规模巨大的水网聚落、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无宗族）等一系列相关景观要素，揭示了珠三角区域海陆交接地带存在一段以稻作农业为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层级和具有水网互通的文化景观典型案例，并以成就高、内容丰富而展现出沙田地区对珠三角商贸发展所作的一定贡献，补充完善了珠三角的景观格局。威胁、保护和发展是沙田文化景观未来面临的主要课题。
威胁：沙田文化景观面临着被快速更新的危机。这里生态环境相当脆弱，急需相关研究辅助政府的决策，在笔者调研过程中，相当数量的村民表示了期盼酌情控制旅游开发的意愿。
保护：对沙田文化景观的保护，可以提高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促进遗产保护与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并在保护的基础上有效提供各种富有成效的展示，以参与文化景观的未来发展。
发展：沙田景观的研究尚有空间，可以从可持续性、土地利用专项规划、遗产展示与管理规划、生态承载力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也可以将研究聚焦在地理环境及其要素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规律和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以此预测未来地理环境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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