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云廷 陈诗言
摘 要：在知识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无形资产在城市财富增长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知识资产价值为着眼点，研究了城市财富增长的轨迹、动能和模式。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依靠高投入的增长模式，知识资产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优势和财富增长的关键来源；
基于人力资本的知识资产价值创新是城市财富增长的催化剂和新动能；
因知识资产软价值的强大内驱力，某些城市财富甚至可能产生指数级增长效应。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城市要将政策的实施目标从 GDP 增长转向城市财富增长上来，更加重视改善软环境、培育软资源、扶持软产业，不断提升软财富比重等政策主张。
关键词：城市财富增长；
知识资产价值；
价值创造
中图分类号：F290；
F0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23）06?0031?10
一、引 言
当前，我国城市经济进入了一个潜在经济增长率渐进下滑的状态。出现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以GDP为目标、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因为过去城市经济赖以增长的前提条件几乎丧失殆尽，将近所有部门的资本投资边际收益率都在逐年下降，现实中表现为大部分行业经济效益在下降，且机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过去的投资有相当部分是为了满足国外需求，可如今在美国的无端制裁和打压下，外需出口受到严重制约，再加上近年来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冲击，国内市场也持续低迷，经济复苏迟缓。因此，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恐怕一时难有大的改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寻求城市经济发展新动能。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来自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GDP增长的贡献比以往更重要。然而，我们观察到，各个城市对GDP追求的热情却远远高于对技术创新追求的热情。如進入GDP的“万亿俱乐部”已成为一些城市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并为此不惜代价地做不懈努力。从这一点上看，城市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问题仍然让人感到担忧。
退一步说，即使是TFP在GDP增长中占有较高比重的城市，其民众的社会福祉也不一定就会更高。这是因为，城市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一定就能带来城市财富的积累和同步增长。而城市财富增长才是提高居民收入和增加城市福利的最重要源泉。粗略地考察一下我国城市的兴衰就会发现，城市的繁荣与衰落，不仅体现在GDP增速和总量上，更多取决于其实质拥有国民财富的多少。
如果按照达斯古普塔［1］（Partha Sarathi Dasgupta）设定的方法，用GDP/财富比率分析不同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就会发现，大部分城市的GDP增速高于实际财富的增速。一些发展得比较好的城市得益于较快的GDP增速，同时也注重资本投资和生态改善，技术进步使其TFP也很高，因此，这些城市实际财富的增长率或许高于其他城市。但是，大多数城市的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其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在一些较富裕的城市，即使实际财富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相差不大，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是良性的、持久的。原因在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可能被低估，而且也不能反映出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说，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由相对贫困的城市承担，而收益则流向了富裕城市。
显然，从城市的长远发展来看，城市财富增长比GDP规模扩大更重要。城市经济增长的差异决定于一个城市创造财富的能力。其中，城市无形资产比有形资产的创造力更能体现一个城市的竞争优势所在。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资产作为创新的原动力，正在成为驱动城市财富增长的关键要素。因此，本文关注的焦点，就是知识资产与城市财富增长的关系。
二、城市财富及其增长的动力转换
（一）城市财富及其增长内涵的理解
对于财富内涵的理解向来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常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财富指的是有形的物质财货，可用货币或金银来衡量；
另一种则认为，除有形的物质财货外，还应包括无形的非物质财货。马歇尔［2］认为，“一切财富是由人们要得到的东西构成的，那就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显然，马歇尔的财富概念是指后一种。亦即，凡是值得追求和拥有的都是财富。正基于此，刘润［3］为财富列出一个公式：财富=劳动×生产率×效用。由此可知，除了劳动和生产率所创造的物质财货，具有价值的效用也是财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具有价值的效应更能代表财富的深意。确切地说，有形的物质财货带来的欢乐、满足和其他效用，才是财富的本质。
对于城市而言，凡可满足民众的正当需求和欲望的各种物质财货和精神财货皆可视为城市财富。城市财富是城市居民的共同财货，它既包括有形的财货，以及保有或使用这些财货并从中获得的利益或将来获利的潜力和机会，也包括不以物的形式存在的无形的财货，诸如知识、信息、文化、观念、制度和经验等。从城市财富增长来看，这些无形的软财货较之有形的硬财货更为重要。
城市财富增长实际上是有形和无形财货的价值增值。套用上面的财富公式，在城市财富的基本资源中，劳动代表人力资本，生产率代表科技力量，效用代表一种外在价值。由此说来，城市财富增长就是基于人力资本，把科技力量与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创造“新要素红利”所带来的价值增值。
显而易见，城市财富增长与城市价值创造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城市财富增长的目标涵盖了软价值创造和硬价值创造两个层面，即城市财富增长是通过软硬价值创造来实现的。因此，城市财富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城市价值创造能力的增长。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财富的性质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在资产价值的创造过程中，软价值创新日益成为新经济时代城市财富增长的新范式。
（二）城市财富结构与增长动力转换
所谓“城市财富结构”，是指组成城市财富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安排及其比例关系。不同时代财富的构成要素不同，其城市财富结构也不一样。一般而论，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将城市财富分为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硬性财富和软性财富，存量财富和增量财富，等等，从这些分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城市财富结构的基本构成状态。当然，还可以根据研究需要，进行财富的其他分类，例如，包容性财富理论将财富分为人力资本、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三个部分，自然地，也可把它应用到城市财富结构的分析之中。瑞信研究院于2018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城市财富指数——莱坊城市财富指数，通过分析城市现有财富、投资、生活方式和未来财富这四大衡量指标，列出了对全球超级富豪最具吸引力的城市。显然，这也是一种基于城市财富结构的研究结果。
不论是哪一种财富结构形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推动财富增长的重点都不尽相同。例如，有的城市以有形的物质资产为财富的主要内容；
有的城市无形的软性财货在财富结构中所占比例更高。在包容性财富结构中，有的城市财富增长中人力资本的贡献占绝对优势；
有的城市主要靠生产资本去创造财富；
而有的城市自然资本增量却为负值，表明财富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通过观察城市财富各组成部分的变动，我们就能够看出城市财富增长动力转换的趋势。粗略地说，历史上，土地和劳动曾是财富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配第［4］的经典名句是“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在大工业社会，资本创造财富的作用日益突显。進入后工业化时代，随着科技进步，人们更加强调技术创新对财富增长的贡献。而在新经济时代，城市财富增长动力发生了明显变化，归纳起来，这种变化的总趋势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无形的软价值创造对城市财富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那些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知识、技能、信息、文化和服务等财富要素在城市财富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成为一些发达城市财富要素的主要构成部分。其次，有效的城市财富配置结构，使财富增长在某个点上有可能发生聚变效应。城市的财富观也因此正在发生变化——传统上单纯依靠“生产性投资”，在价值链上难有实质性升华。只有找到撬动财富的杠杆，才能使预期的未来财富转化为现今的资产配置财富，并带来财富的指数级增长。最后，财富的外在价值成为驱动城市财富增长的新动力。财富的内在价值是物质资产“本身”具有的价值，它主要取决于城市的实体资本积累能力；
而财富的外在价值则是财富增长带来的效用，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外界对城市所创造财富的需求和城市自身的竞争力。只有把握住财富外在价值的城市，其财富扩张能力才会得到更广泛的拓展。
（三）城市财富的指数级增长
现实中，不同城市财富增长的过程会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图景。一些城市财富增长平稳，按部就班；
一些城市财富增长大起大落，波动较大；
而某些优秀的城市却创造了财富增长奇迹，稳中求进。假设不考虑经济波动的干扰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损失，城市财富增长基本上存在两种状态：一是线性增长，二是指数级增长。线性增长是一个逐步增长的过程，曲线更加平缓，更接近人们的心理预期，它几乎是大多数城市财富增长的轨迹。而指数级增长却是一种跳跃式增长，它不能被事先很好地预测，增长总是爆炸性的和颠覆性的。在拐点之前增长轨迹平缓，但拐点之后财富增长便迎来爆发性增长。从增长曲线上看，指数越大，增长越快，曲线的斜率就会越陡［5］。
人们更习惯城市财富的线性增长，认为指数级增长只是个案。其实，这种颠覆性增长现象尤其需要作出解释。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城市是如何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创造出指数级财富增长奇迹的。
事实上，城市财富增长过程与一个城市的财富创造方式密切相关，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在这三种财富创造平台上，一些城市擅长保持现有的传统优势，一些城市追求经济规模扩大，只有少数城市有能力将三者融合在一起，长短期结合，实现跳跃式发展。保持现状者没有勇气、智慧和能力做相应的改变，更不愿承担改变的风险。真正的大钱用在了保持或扩展现有产业的优势上，因为他们更愿意把赌注压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更好的结果上，而不愿意压在一个模棱两可的、有风险的结果上，这样的城市很难实现财富的指数级增长。追求经济规模的城市，虽然懂得拓展新领域，包括拓展城市基础能力和新的潜在的发展领域，但这种拓展通常建立在现有的技术平台上，也往往无法改变现行的制度模式。它们通常是通过大规模投入或资源的重新组合把经济规模做大，来实现城市财富的逐步累积。只有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城市，才能够挑战传统的财富增长模式，改变一成不变的财富增长游戏规则，建立新游戏规则，从而创造出“赢者通吃”的局面。这些城市不遵循常规的追逐财富增长的方法，它们善于把规划与机会主义结合起来，在优势产业领域，例如，高新产业、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等，形成富有吸引力的边际利润和让潜在追随者无法攀比的成本结构。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还能在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取得突破，同时又知道如何规避相应的风险。这种新的财富创造能力，就是熊彼特［6］所说的一种“创造性破坏”，它才是城市财富指数级增长的重要法门。
（四）软价值的财富放大效应
进一步地，究竟是什么因素成就了某些城市的财富指数级增长？如果财富来源于劳动投入、大量投资或自然资源禀赋，那么，这些要素都是有限的，甚至是边际收益递减的，城市财富不可能有爆发式的增长。滕泰［7］提出了一个软价值理论，用以解释财富的指数级增长现象。所谓“软价值”，就是指人们通过创造性思维形成的财富价值。与传统的以资源消耗为特征的硬价值创造不同，软价值创造财富的源泉是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软价值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具有乘数效应，因此，它为城市财富增长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和潜在空间。
软价值是如何创造城市财富的？笔者认为，软价值的核心是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知识资产的积累、创造和运用。由于软价值以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为目标，其财富创造往往集中于知识、信息、文化、金融和服务等产业领域，而这些领域的价值形成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知识经济。
从软价值的功用上看，以知识资产为重心的软资产在城市财富创造中存在一种放大效应。首先，软价值是一种无形资产，它本身具有巨大的隐形力量。软价值创造财富的过程靠的是智慧，而人的智慧潜能是无限的，它可以为城市打开无数个风险财富之门。利用软价值这种内含的隐形力量，就能迅速放大城市软财富的价值潜力。其次，软价值创新能创造出足够的群体认知广度，民众也从参与中获得极大的收益。反过来说，要创造群体认知的广度并让人们从中获益才是软价值财富。随着品牌认知度的不断提高，这些城市在某些领域使得其他城市难以与之匹敌，软价值创新者便成为最大赢家，由此带来了跳跃式的财富增长。此外，放大效应还体现在硬财富与软财富的相互助力上。软的或无形的财富找到了避开物质世界障碍的捷径，不断开发出一片片新天地。有些软价值本身就是产业或产品，反过来看，它又可以从深层次上改变着物质财富的生产。
三、基于知识资产价值创造的城市财富增长
（一）知识资产的本质和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就是财富。知识资产是知识经济时代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价值总和。知识资产在本质上是专有的而且是围绕城市存在的，它可以是一种创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或一项服务和一种制度安排等有形的或无形的资产，其中，又以无形资产为主体。知识资产的构成要素大致包括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品牌与声誉、观念与文化、制度设计和流程资本等几个方面，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形成独特的资产价值。知识资产是软价值创新的核心，也是城市软财富形成的基础。而知识资产价值通常是与一个城市的竞争优势相關联的。
为了考察知识资产与城市财富增长的关系，我们需要先分析知识资产的特殊性。相对于其他资产，知识资产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知识资产的可复制性。知识可以复制，其资产使用价值也可以重复利用，且成本低廉。这是一般的物质资产所不具备的特性。其次，知识资产的载体性和累积性。知识是无形的，需要借助载体才能呈现知识资产的价值。知识资产的载体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人的大脑，一种是网络技术。现代社会，人的大脑作为知识资产的载体是远远不够的，当代最重要的载体是网络储存技术和平台。载体的作用在于承载和积累知识，它是知识资产再利用的前提条件。当知识资产累积得足够多且被妥善加以利用时，知识资产的价值就会呈现出来。再次，知识资产价值的收益递增性。运用知识资产可以带来巨额收益，这是知识资产价值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知识资产生命力的地方。由于学习、借鉴和吸收的原因，知识资产使用效率越高，使用的空间范围越广，知识资产的价值也就越大［8］。最后，知识资产的独占性和共享性。因为知识具有可复制性和可延展性，知识资产并非是独占的资源，它还可以是一个可分享的资源。但是，知识资产的产权却具有独占性。不过，知识资产价值创造过程通常由参与者共同完成，这样才能产生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程度地发挥知识的价值潜能。
（二）知识资产：城市财富增长的价值源泉
知识资产是当今乃至将来城市财富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正像德鲁克［9］预言的那样，社会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知识将成为唯一重要的资本。知识资产促进城市财富增长的内在逻辑，我们用一个简图表示，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一个城市知识资产的多少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人的创造力是城市发展的基石，是城市财富积累和增长的最重要动能。一些城市富有生机和活力，高度繁荣兴旺，而另外一些城市则处于自我衰退之中，其差别主要体现在人才积累、知识溢出和动态发展能力上。然而，现实中，我们经常会本末倒置，总是在城市产业竞争策略上枉费脑筋，却不去创造催化财富增长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知识资产就是最关键的前提条件。由知识资产价值创造形成的城市优势是城市财富增长的根本保障。
知识资产的城市竞争优势，不仅带来了新财富创造机会，还培育了更强的财富积累能力。其中，增量财富资源与存量财富资源的重新组合，又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知识资产价值。一个城市对各种资源的组合能力越强，其财富增长能力就越强，财富积累越快，知识资产价值的创造力也越强。引用托夫勒的观点：“新的财富体系要求完全的重新组合，在整个经济进程中，将越来越临时的技能组合用于越来越临时的用途。对于财富创造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层、更根本的了。”［10］这里，托夫勒所说的“临时组合”是基于更深层次的财富创造原理。那就是，人力资本的创造力是财富增长的催化剂，而城市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或者说知识劳动者各自拥有的专业知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知识互补性。正是这一强烈的知识互补性，使分工与协作的社会网络不断扩展，从而使财富在更大范围的不断创造成为可能。
（三）知识资产对城市财富增长的贡献
城市财富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知识资产创造的。或者说，知识资产推动了城市财富价值的大幅跃升。然而，知识资产究竟对城市财富增长的贡献几何，对此我们却所知有限。原因是，知识资产价值对城市财富增长的倍增效应难以确切度量。实体资本的价值是它们各年的投资总额之和减去折旧，这一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早已形成共识。而知识资产具有不同于实体资产的性质，其价值估计要困难得多。首先，知识是不可分的。知识资产共享或转移给其他人，知识资产的原来拥有者仍然保有它，而接受知识资产的一方也有可能把它再向其他使用者提供［11］。也就是，知识资产的价值存在于知识流动的过程中，其价值增量不易被评估。其次，知识资产价值的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谁做了什么以及对知识资产价值有多大贡献已经难以区分了。例如，知识资产包括共享投资，但共享投资不易从知识资产创造的财富价值中区分开来。最后，知识资产是依存环境的，知识资产对于不同城市来说，其带来的价值也不同。
尽管知识资产价值的估计是一个待解的难题，但是，知识资产对城市财富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且日益成为城市财富增长的新动能，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具体说来，这种贡献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资产作用于有形资产上，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化成显性的生产力，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财富价值。例如，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知识在城市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物质产品价值创造越来越依赖于产品的知识含量。促使知识资产在有形资产价值创造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知识资产自身固有的价值驱动因素，包括知识溢出、边际收益递增和网络效应等，正是在这些价值驱动因素的作用下，知识资产与产业发展不断融合，成为新经济时代城市财富快速增值的主要缘由。另一方面，知识资产的资本化使新产业成为城市软财富增长的生力军［12］。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知识型产业在城市财富增长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知识型产业是具有较为密集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的产业，主要包括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知识服务型产业两大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就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它对技术和智力要素的依赖远远超过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依赖。其中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正在不断地释放着产业发展的巨大能量。在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带动下，知识服务型产业中的教育、信息、文化创意和金融服务等部门快速发展，不断拓展知识型产业的新领域。这些新产业更多创造的是城市的一种软财富资产和软实力。
（四）城市知识资产的异质性与财富增长
不同规模和性质的城市拥有的资源禀赋不同，其创新能力也不同，这就意味着存在着不同城市的财富增长路径。即使各城市都基于知识资产创造财富，城市相互之间财富增长的具体路径也相殊异。例如，深圳突出科技赋能和行业数字化转型，扩大深港之间合作，打通财富跨境流动和配置的渠道，以引导社会财富持续流入科技创新领域。上海则利用国际高端资产集聚度高、国际化水平高和生态体系较为完备的优势，建设全球性财富管理中心。在城市之间的财富竞争中，那些善于利用知识资产等软价值资源的城市，更有机会获得颠覆性增长的机会。
如果从城市财富总量和创新活力两个维度简单地考察各城市财富增长和竞争力的强弱不难发现，财富扩张快的城市往往是那些创新能力比较强的城市。王立峰［13］将上市公司市值作为衡量城市财富多寡的重要指标，考察了我国34座城市2021年各城市财富的多寡和创新活跃度的大小。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的财富效应显著，具有全国性财富扩张能力，这些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创新能力较强；
财富总量相对差一些的南京、武汉和西安等城市属于赶超型城市，虽说财富扩张速度慢一点，但是，这些城市正依托自己的教育优势，加大科技与创新，以实现财富总量的扩张；
除此以外的绝大多数城市，诸如苏州和东莞等是制造业型城市，它们大都是依赖特定产业来推动自身的财富增长。尽管以上市公司作为财富载体更多地代表的是城市物质财富总量，然而，观察34座城市财富的变化却有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城市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教育、文化、创意、品牌和政策等软资产的价值创新能力。换言之，在财富竞争中能否胜出，主要还是看一个城市拥有的知识资产价值创造力的强弱。
不幸的是，除了少数具有软价值创造力的城市外，大多数城市的财富竞争力不强，从而导致城市之间财富增长差距扩大，资源日益流向发达地区。一些城市愈加富裕，相比之下，一些城市则愈加穷困。城市财富增长的差距，除了竞争的原因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因政府对要素价格的管制、政策上的偏向和行政权力滥用等原因导致财富分配不公，这也加剧了城市间贫富差距的扩大。
知识资产的异质性带来的城市财富增长差距是正常的，但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城市增长贫富差距，对于一些城市来说却是不公平的。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城市之间的财富增长竞争才能取长补短，各自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差异化、特色化的财富增长路径。
四、知识资产共享、知识转移与城市财富增长
（一）城市知识资产独占与共享的选择
无形资产贵在共享。知识资产共享同样能带来城市财富的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最主要的优势是共享机制，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数字、网络和协同经济构成的扁平化社会，共享所创造的财富远高于利益独占。不过，知识资产可以有选择性地共享，以确保城市在共享中的利益。城市间共享涉及在知识资产独占与共享之间进行经济效率的选择。如果一个城市认为排他性地使用知识资产比共享获益更大时，那么，这个城市可能寻求知识资产使用的专用权；
否则，城市就会去寻求有效的共享途径。因此，一个城市知识资产的共享决策取决于共享的预期收益是否大于预期成本。知识资产一旦共享便可以成为一种共用型资源，一个城市独占将不再可能。当然，知识资产共享是一种可复用性的共享。当一个城市把知识资产与另外一个城市分享时，它本身还拥有这种知识资产的产权，知识资产可以通过有偿的方式成为共用型资源，使用者并不是无代價地索取［14］。但从共享过程来看，这种共享实际上是一种协同创新或创利活动。这就表明，在谋求共同利益过程中，知识资产共享可以使资源供给者和使用者共同获益。而且通过共享，知识资产价值也会增值。在这种情况下，知识资产共享就是通过动态的协同合作创造财富，因此，它包含着一个新的财富观和新的财富增长范式。
（二）知识转移、财富创造与财富损失
如果高效率地投入到知识资产共享之中，城市就有可能引起包括创意、信息和服务等无形资产在内的资源空间再配置。毫无疑问，这也意味着承认创新可能来自任何人、任何地方。因此，知识资产的流动性带来了城市财富创造过程的开放性。
其实，知识资产共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转移。知识转移是知识从一个载体转移到另一个载体的过程，包括知识传送输出和知识吸收利用两个方面。显然，这实际上就是知识资产的共享过程。实践表明，当知识转移和知识资产价值创造与财富增长融为一体时，知识转移才有价值。知识转移和共享赋予不同能级的参与城市新的发展机遇，因为它产生了两种驱动力量：首先，驱动知识型产业投资人主动承担风险，从而推动风险财富的增长。其次，驱动参与者分享知识资产的潜在价值，从而驱动可持续的协同创新［15］。不过，城市在通过知识转移协同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可能会产生无法预估的财富损失。例如，因知识附载于人的头脑中，在知识转移的同时，人力资本也容易流失，这反而不利于城市自身的财富创造；
知识可能会变得过时，使原有知识资产价值迅速贬值。知识贬值意味着存量的知识资产可能失去盈利性，原来对知识的大量投入可能无法通过知识转移带来任何收益。此外，知识资产专利保护不当也会随着知识转移带来财富的大量流失。
（三）基于知识资产的城市财富增长模式
无论知识资产是独占还是共享，都涉及城市财富增长模式问题。归结起来，城市财富增长模式可分为两种：基于经济规模扩大驱动的财富增长和基于知识资产价值创新驱动的财富增长［16］。前者是现行的、传统的城市财富增长模式，后者是我们所倡导的现代城市财富增长模式。两个模式的基石、驱动力和运作方式等都不同，结果自然也会不一样。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城市财富增长有三大基石——竞争优势、要素配置和创新能力，而建立在这三大基石之上的价值创新是城市财富增长的关键部分。但是，在传统和现代城市财富增长中，其价值创新点却完全不同。首先，传统模式高度依赖高投入来进行城市之间的竞争，而这种城市竞争又往往是以零和博弈为基点；
基于知识资产的城市财富增长模式，超越了传统竞争思想的局限，它把追求更高的知识资产价值作为战略基点。然而，随着数字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城市财富增长的基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转变，一味采用模仿战略，或者将重心放在大规模投入以击败其他城市的做法，并不是现代城市财富增长的正途。其次，传统模式以GDP为目标，依靠劳动力、资金和土地等资源要素的投入来追求城市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
在现代模式下，城市拥有软价值和无形资产所形成的能力更为重要。即从靠实体创造财富转到依靠无形资产尤其是知识资产创造财富，而且能够以较低的边际成本来利用资源，取得超常规的收益［17］。除了知识资产以产业的方式创造财富外，知识资产的软价值资源可以吸引更多的物质资产，同时，还可以对物质资产和自然资产进行有效整合或组合，实现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后，从创新能力上看，在传统模式下，一些城市也试图通过创新去扩展新领域，但受限于自身的创新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在现代财富增长中，知识资产的价值创新是它的精髓。以知识资产价值创新而成功的城市不是在某个方面拥有创新能力，而是形成了全面创新的知识资产“价值生成库”［18］。因此，光有眼前的能力远远不够，还要有知识资产的不断积累，以及不断建立起来的新的“价值生成库”。与此同时，城市创造和分享知识的行为，也使具有潜在作用的知识资产价值创新获得最大的收益。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总结前面的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知识资产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优势和财富增长的关键来源。知识资产价值的财富增长关键在于对创造全新的、更强大软价值资源的探寻。可以预言，随着知识资产价值创新和在经济中的进一步渗透，知识资产将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城市软财富。第二，基于人力资本的知识资产价值创新是城市财富增长的催化剂和新动能，城市人力资本的外部性逐渐成为创新的内在驱动力量。在这种条件下，城市财富结构中，硬性的、有形的财富增长占比将趋于下降，而软性的、无形的财富增长占比将不断上升。从传统的、有形的物质资产视为财富的主要内容，到把知识资产、人力资本和制度创新视为更重要的城市财富，这种转变表明城市财富增长的深度和广度在逐步拓展。第三，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城市间财富增长的差异越来越取决于无形资产，尤其是知识资产的价值创造。由于知识资产的软价值创造，城市财富增长在某些城市可能会产生裂变效应。第四，各地区或城市的知识资产存在异质性，知识资产的协同共享是城市财富增长的一条重要空间路径。即城市竞争优势就在于其独特的知识转移能力。一个不愿承担风险又不善于分享的城市，很难成为真正的财富拥有者。
城市财富增长中的知识资产价值带给我们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城市要将政策的实施目标从 GDP 增长转移到城市财富增长上来。一直以来，一些城市对 GDP 的崇拜使其对以知识资产为核心的无形资产的积累和利用关注不够，许多人还抱着“物质财富观”不放，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当前政策调整的重点在于财富观的转换，要逐步引导人们树立软资产、软财富和软实力的思想观念。第二，面对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的一系列挑战，城市必须从财富增长的源泉出发，探寻城市财富增长的新动能。毫无疑问，知识资产及其价值创造决定着一个城市能否高质量且可持续地创造财富。城市财富增长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创造性。每一座城市，实际上是一个财富梦想的载体，要让那些有创造力的人有一展抱负的机会和场合。为此，制度激励及围绕财富增长的新制度安排是关键。第三，在城市财富增长中，城市应更重视改善软环境、培育软资源、扶持软产业，并帮助硬产业提升软价值。靠人们的智慧和创意，不断提升软财富的比重。同时，逐步摸索以知识资产为核心的无形资产的空间协同共享机制，培育城市财富增长的新视野、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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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Intellectual Assets in the Growth of Urban Wealth
FENG Yun?ting1， CHEN Shi?ya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2.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ectualization， digitization and cyberization， intangible asset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urban economic growth. The traditional GDP?oriented ‘troika economic growth mode is unsustainable， and it is urgent to seek new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Our view is that urban wealth grow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DP growth.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on a citys ability to generate wealth. Comparted with tangible assets， the creativity of the urban intangible assets can better reflect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a city.
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focusing on volue of intellectual assets， attempts to propos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mode of urban wealth growth. Specifically， we focu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change of the nature， structure and form of urban wealth， and the driving force conversion direction of corresponding urban wealth grow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iracle of exponential growth of urban wealth and the way of urban wealth creation， as well as the wealth amplification effect of soft value; the inherent logic between urban intellectual assets and wealth growth，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llectual assets to urban wealth growth; the significance of monopoly and sharing of urban intellectual assets to wealth growth， and wealth creation and loss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sharing; and the choice of urban wealth growth mode based on intellectual assets.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growth mode relying on high input， intellectual asset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key source of urba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wealth growth. The value innovation of intellectual assets based on human capital is the catalyst and new momentum for urban wealth growth. Due to the strong driving force of the soft value of intellectual assets， urban wealth even has an exponential growth effect in some cities. Therefore，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cities should shift the policy objective from GDP growth to urban wealth growth， pay more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soft environment， cultivating soft resources and supporting soft industries， and constant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the soft wealth.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wealth growth based on urban intellectual assets and explain the reason of exponential growth of citie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In addition， different from existing studies on urban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regards intellectual assets as the value source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proposes that intangible assets with intellectual assets as the core are more important urban wealth， and soft value innovation in the new economic era is the basic driving force of urban wealth growth. To some exten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herent logic between intellectual assets and urban wealth growth. It help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adjust traditional ideas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make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gradually form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long?term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the growth of urban wealth; value of intellectual assets; value creation
（责任编辑：刘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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