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佳源 ， 孟宪平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哲学具有独特的现实前提和独特的元哲学问题设定，体现了文化维度中的哲学功能和意义，既表达了文化本身的经验视域，又表达了对文化生活的整体框架的理解。从共性内容看，体现型构状态的文化模式，体现文化发展状态的文化危机，以及体现文化适应状态的文化转型，是文化哲学的三维构象，共同表征着文化哲学关注要点。文化哲学的三维构象，既是文化哲学研究的起点，又是体现文化哲学关注的重点，对于每一时期以及每一类型的文化哲学的研究，都是必须纳入视野的方面。把握了文化哲学的三维构象，就把握了文化哲学研究的三个重点。
文化模式是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人类迄今经历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舍去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我们可以断言，“在原始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由神话、图腾、巫术等构成物我不分的表象化、直觉化的文化模式；
在农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由经验、常识、习俗、天然情感等构成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
在工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科学、知识、信息等为主要内涵的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1]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被普遍认同的，由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结构，文化模式在功能上不同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文化模式的研究主要是揭示各种文化特质及其本质关联，认识特定时代和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经常以外显的、自觉的方式提供社会运行的规范，而文化模式通常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约束社会的行为，文化的影响力没有政治经济那样直接和强烈，但在社会发展中更为持久和稳定，其影响能够穿越时代、超越体制，成为人的生存的深层关怀。本尼迪克特对文化模式的理解具有代表性，她把文化研究从文化学和人类学提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认为以往的人类学和文化学研究偏重于对具体文化特质的认识，忽略了文化的整体模式和面貌。本尼迪克特对民族文化模式的认识尤其深刻，她通过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理解，在对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和平原印第安人的研究中，揭示了日神型文化模式和酒神型文化模式的实质，认为日神型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安稳、秩序、节制、中庸，酒神型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幻想、竞争、狂乱、过度、激情。她把日本民族文化界定为耻感型文化模式，并与欧美各民族的罪感型文化模式加以区别。“任何现实上的质料皆具一定的形式,它是质料的依托载体,但具体质料的形式是变化的，在多种变化的形式之上，有一个绝时不变的纯形式或最高形式即上帝。这种由理性思辨上所显示的上帝观是希腊文化的产物。”[2]
文化模式不仅在共时的、民族的、地域的意义上产生影响，也可以在历时的、进化的意义上发生作用。文化模式的共时性在于对共同的现实生活的维系，文化模式的历时性在于对过往生活的存留，共时性给人以在场之感，历时性给人以延续之感，文化模式生成与变迁都是人的存在维度上记忆内容。在共时的维度上，文化模式是对人的生活和人的世界最深层的结构表达，反映了人的活动及其文明成果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或凝结。文化模式是文化之中最稳定最有影响的特征，对于置身其中的个体具有决定性影响，就像血脉一样在人类生活中流淌，文化模式的变迁或转型是人的世界和人的内心最深层的动迁，是人的根本生存方式的变化。文化模式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功能，理解文化模式是认识人的各种行为的重要方式，文化模式通过内在机理方式制约特定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要了解这个社会的进步，也不能忽视相应的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与文明形态是有密切关联的，如果说文化和文明在一定形态上是同义语，那么，以文化模式为基点开展对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往往要对文明形态做出分析。汤因比主张从文化入手研究历史，也就是从文明形态或从文化形态研究历史，被称为历史形态学或文明形态史观。在这方面，施宾格勒首开先河，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命运意义，深奥的意义仅仅隐藏在个别文化生活的历程中，因此，研究历史要从研究文化入手。他把人类的主要文明分为八大文明形态，也就是八种文化模式，他强调，文化形态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化有机体和文化形态，是通过活生生的自然结合上揭示有机体的必然性而不是因果性，揭示的是文化宿命而不是历史规律。施宾格勒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在于，文化起源于原始实体的心灵最深处，文明则是一直发展了的人类所能达到的最表面、最人为的状态，后者总表现为“前赴后继”的发展形态，已成的紧跟方成的，已死的紧跟初生的。文化有机体所经历的过程就如春夏秋冬四时交替，这个重复本应该是螺旋式的，但汤因比悲观地认为，僵死的文明的宿命就是进入悲凉之秋或严寒冬季。汤因比把文明形态的研究定位在对文明形态的认识上，他认为，社会生活已经在不同层面上全球化或世界化了，经济、政治都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运动着，唯有文化仍然在不同的地区力图保持着原有的内涵。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形态不止8种，而是更多，这些形态就是文化模式。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寂灭包含着一种运行机制，与所属区域人类的精神文化发展密切相关，文明的起源在于“挑战和应战”，文明的生长在于“精神的自觉和自决”，文明的衰落在于“自觉能力的丧失”，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的分类和灵魂的分裂”。文明演进的机制就是文化模式变迁的机制，雅斯贝尔斯用“轴心文化”来阐释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他的历史哲学主张“人类具有唯一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标”，“文明的目标是人类历史的最大包容和最高统一”。当人类意识到整体的存在以及自身和自身存在的限度，体验到世界的恐惧和自身的软弱，在面对空无时力求获得解放和救赎，为自己树立最高目标，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的三大文化精神是各有特色的文化模式，与中华文化模式和印度文化模式相比，西方的文化模式中包含着更具时代色彩的进取精神。
文化危机是现代文化哲学的重要命题。文化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对思想深处的影响尤其剧烈。文化特质和文化习惯是在潜移默化中生成的，一个地域、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主导性文化模式的根本变迁，常常要经历思想的动荡和文化危机，当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失效或失灵时，支配和左右人们行为的文化习惯开始失范了，无法继续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意义的根据。“文化是想对生存困境提供一系列内在一致的应付努力，所有人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都会面对这些困境。”[3](P5-6)文化观念的激烈冲突、精神家园的破败、意识形态的“断裂”，都是文化危机的表现。文化危机时期往往是最能激励文化批判的时代，这在中外历史上不乏事例。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所表现的以“逃避自由”为特征的文化危机，打破了人同周围世界的天然联系和自在的文化模式基础上的意义存在和安全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相似的一幕，商品经济引导下的理性的和自由的文化模式，让身处商品经济之中的人们，不再局限于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社会里，世界成为没有边界的充满危险的市场，人失去了在农耕社会中的固定地位以及生活的意义，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引起新的文化危机，“逃避自由”正是这一文化危机造成的极端后果。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化危机带来的影响更为深刻，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造成的理性文化模式，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并空前迅捷的方式改善了人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使人们对技术理性和文化现象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构成关于人和文化的总体性理论。因此，文化哲学代表着对人的深层本质及其变迁的自觉反思。
当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发生文化裂变、文化失范或文化冲突时，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模式和自觉信奉的文化精神不再能够有效地调节个人或社会的行为，一些人甚至怀疑、质疑或批判原有的文化模式，并对新的文化现象或社会因素形成一种期待心理，文化危机就出现了。基本的表现是：作为制约个体行为和生活样法的文化，或者作为社会运行机理和内在图式的文化，作用速率和作用效能大大减弱，原本在很大的历史尺度上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遇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而发生动摇；
由于文化模式变动的速率与文化要素、文化特质变动的速度不相一致，或者是滞后的，或者是超前的，都会对文化模式构成影响，而对二者的速率差别过大时，带来的文化危机是难免的；
文化危机不仅仅外部表现和型体的变化，而是深层的内涵和结构发生震撼，促使文化发生脱胎换骨式的质变。因此，在提出情况下，只有当指导性的文化模式在社会中失范或失灵时，或由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或文化范式取而代之的时候，文化要素、文化特质、文化形式等要素发生有大的变迁或突跃时，就要面对文化转型和考验和问题了。文化危机的呈现并不全是主观因素，也不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文化危机是社会的客观现象或者说是历史的演进中必然出现的事项，在表象上是“功能紊乱”，在根源上是“文化矛盾”。文化危机是文化的自在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矛盾结果，是文化内在本质与外在约束之间的矛盾结果。就个体而言，文化的生产和发展就是自然的本质的体现以及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就群体而言，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积淀的共同遵守的行为习惯和方式，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既要引领现实又要超越现实，是文化精神的进取品质与文化传统的守望意识的张力结果，科学和理性是文化模式的基本要素，但实际上文化模式并不都是科学和理性的。文化发展中，个体的创造性和超越性与文化模式的自在性和异化性之间的冲突，新的文化要素、文化特质、文化精神会通过人的实践而确立其地位，并对已有文化模式构成冲击。这是造成文化危机的内在根源和机制，其认识方法也“从一种自以为绝对合法的地位下降到一种相对合法的地位，从而把自然科学的方法限制于专门研究”[4](P9)。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的文化危机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地，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几乎所有的典型文化都曾经面对过文化危机，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内生性的危机，是在没有外来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影响的情况下，通过文化模式的自我超越、自我革命或自觉发展愿望达到自我的完善，“日新又日新”的文化形态源于人们洞悉自然、生活、人生奥秘的愿望，源于文化体系内部的新的文化自觉和新的文化追求为文化危机的自发性特征。另一种是外生性的危机，是由于外界因素影响对文化形成冲击，对原有文化批判性否定，迫使文化产生应激性变化，是原有文化有一种冲击感。其中有比较文化温和的文化冲击，也有激烈的文化动荡，拿中原民族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汇来说，二者经常兼而有之。而东西文化碰撞则以文化冲突为主要表现，中体与西用之间的矛盾与争议成为关注的话题，问题的实质在于能否守护原有的文化模式以及如何守住文化模式，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适应社会之新变。
文化转型是文化模式的剧烈变化，其中有复杂的文化脉象和文化关系。文化模式的变化和文化危机的出现，预示着新的文化转型，或者是在外部强制的推动下实现，或者是在内部自觉行动推动下实现。一般说来，文化危机是文化模式变化的量的阶段，文化转型则是文化模式变化的质的阶段，文化危机是危害转型的前奏，文化转型是文化危机的结果。不难理解，最深刻的文化模式变迁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传统的农业文明经验型的文化模式被工业文明理性化的文化模式所取代，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转型意味着安身立命支柱的更换，意味着人生存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改变，但文化转型不像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那样。20世纪上半期，西方社会所经历的深刻的文化危机和不发达社会在汇入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文化冲突，把文化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后场拉到了历史进程的前台，使文化转型不再是一个自发的进程，而是为人们所关注并自觉引导的过程。这是文化哲学兴起的重要背景，也是当代文化哲学的主题之一。文化转型的另一种动力来自自我批判的勇气和自觉纳新的动力，但是一些异己的文化元素总会引起心理反应，有时候甚至成为横亘在文化交流之路上的鸿沟。但是，新旧交替，更迭递进，永不停歇，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规律。不管是宣称“民族主义”的文化模式，还是标榜“世界主义”的文化模式，都不能无视这一规律，即使有时心有不甘。
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自身的发展机制及其在社会中的创造机制和适应机制的转变，其内在驱动力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的主体性、对象性中所包含的超越性和自在性矛盾，二是自觉的文化与自在的文化之间的活动状态。这两个方面都以特定的方式推进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以便达到在新的层面和新的境界上理解文化本质和人之存在的意义。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的主体主要是具有敏锐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不仅要将文化的深意通过感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更要用自觉的理性揭示文化问题和把握文化症候，从特定的价值视角对文化危机的原因、本质、问题、后果做出科学的诊断，探索走出文化危机的路径，寻找诊治文化危机的良方。一定程度上说，文化危机就是人的存在危机和社会发展的危机，而应对文化危机则是面对激烈思想动荡时如何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的拷问，是摆脱物化意识和异化现象引起的价值危机的努力，是力图回归人的本真而达到精神文化上重构生活世界的真义，以及重建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努力。这标志着要对文化哲学及其研究主题重新定位。生活世界是文化转型的前沿阵地。与科学世界相比，生活世界具有优先性，人和世界的统一性是保持目的、意义及价值的有效性的前提。科学危机的实质是由于科学的功效经常与人生意义相疏离，它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又把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分化出来并加以碎片化和片面化，甚至把人从统一的世界图景中作为主观性的内容而排斥出来，形成一幅抽出人的位置的“科学”世界图景，生活世界成了被科学遗忘的空间。实证主义的哲学范式、技术主义的哲学范式、科学主义的哲学范式与文化哲学的范式越来越远，它既对文化模式产生影响，又对文化存在构成冲击，从深刻的文化模式理解认识文化精神的变化，充分认识回归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是文化哲学必须面对的课题。
对于上述方面，当代文化哲学要从历史规律和现实需要出发，致力于以下方面：一是剔除文化交流中的机械论倾向。在理论内容寻找根源，以问题导向推进马克社会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创新，充分认识完备性与协调性之间张力与矛盾，从中华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当下文化哲学的关怀和责任。二是注重提升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解释力。“本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5](P9)从文化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探索研究的着力点和创新点，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揭示文化问题的本质，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实践空间中探索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路。从开放的视野中理解当代文化交流的新趋向新态势，走出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精神文化决定论迷局，把文化动力纳入社会发展历史合力论中，给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注入新的理论内涵。
文化哲学的三维构象反映了文化哲学的深层内涵，是文化发展规律作用下的调适和放映结果，对于我们在新时代理解文化的内在结构、文化的存在状况和文化的变迁方式，是一个重要的理路和思路。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理论、本尼迪克特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韦伯和帕森斯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现代主义，都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自觉或不自觉地贴近这些问题。这也给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材料，对文化自信、文化话语、文化价值、文化矛盾、文化符号的理解，都可以从上述维度中找到线索，对于深入认识推进文化治理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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