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言濒危及乡土文化的不断边缘化背后蕴藏着横向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纵向的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工业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乡村中心”的传统农业时代，方言及其承载的乡土文化通过耳濡目染、口耳相传的方式在人际、代际之间传播（传承）;“城市中心”的工业时代，普通话及其承载的城市文化通过大众传媒构建了视觉主导的传播秩序，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单向辐射、扩散;信息时代数字传播打破了单向的中心-边缘结构，实现了平衡的多向模式。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既要守得住“真”，推动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原真性的保护、研究与传播，解决好“存”的问题;也要出得了“新”，重建乡土语言（方言）文化认同，构建“一核多元”语言文化生态，解决好“续”的问题。
[关键词]鄉村文化振兴;方言文化;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22）02-0027-07
方言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它既是乡土文化尤其是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也是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是乡土文化孕育、发展的关键，而文化的发展也使方言更加丰富、细密。在双向互动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方言和乡土文化滋生、孕育于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对环境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国家、地域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客观上造成了强势语言、文化对弱势语言、文化的挤压、同化，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渗透、侵蚀，导致一元化的倾向，从而不断消解社会的多样性，导致语言、文化的多样性系统不断耗散，乡土文化不断消失。语言、文化的一元化必然导致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断裂、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的障碍。
当前，我国正处于“精准扶贫”圆满收官、“乡村振兴”扬帆起航的特殊时刻。“精准脱贫”聚焦消除贫困，“补”小康社会的“短板”;“乡村振兴”则专注全面发展，是一项涉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五位一体”的系统工程。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做好“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统筹推进，需要振兴乡村文化，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本文尝试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基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视角，探讨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文化冲突与认同、方言及其承载的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一、文化冲突与社会转型
研究、讨论一切文化现象的逻辑起点是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但这一概念却异常驳杂，想要准确定义并非易事。克鲁伯（A.L.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1950年代出版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就收集了166条“文化”的定义。这些定义各有侧重，既包含积极的文化思辨，也存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门户之见。定义“文化”这一概念，必定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的。任何一种关于“文化”的定义，都必定挂一漏万，难以消弭分歧。但各种定义交集的核心是确定的：“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是人类的全部创造物，既包括有形的物质层面的创造物，也包括无形的精神层面的创造物。
“文化”首先是物质的。从石器时代，到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乃至信息时代，人类文明的各个阶段，都与特定的物质形态紧密相连。物质文化体现在人类的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生存需要而对物质进行利用的各种形态。而深层的“文化”必定是精神的，就是以物质创造物为载体的精神形态的人类创造物。物质文化孕育精神文化，而精神文化又借助物质文化得以传播、扩散。因此，从广义上讲，文化是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特定社会创造的物质创造物和精神创造物的总和，并表现为一种集体生活方式，在代际之间传习，其主要功能在于调节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涉及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各种关系。
物质层面的文化是世界性的，科学技术及其他人类创造的物质形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趋同;而精神层面的文化则是民族性的，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有着明显的边界。世界性文化具有可比性，可以进行高低、优劣或先进落后的比较，但民族性文化具有相对性，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它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是难以比较的。因此，对待非物质文化，用“先进/落后”“科学/迷信”“积极/消极”之类的二元论去评判，是机械而不恰当的。[1]（P8）但是，“濒危”本身就揭示了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选择之后的结果：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呈现“中心—边缘结构”，二者存在文化权利与文化权力的强弱之别，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单向输出，缺乏双向有效互动。强势文化往往拥有制定文化标准的主导权，掌握着文化互动的话语霸权;弱势文化往往处于被边缘化、被挤压同化的境地。方言濒危及乡土文化的不断耗散实质上是弱势文化被挤压、同化、渗透、侵蚀而造成的活力衰减、功能萎缩。其背后蕴藏着文化冲突，既有横向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有现代化进程中纵向的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工业文化之间的冲突。
社会的发展变迁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社会结构总是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每一次生产技术的革命、传播技术的革命都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结构、人类的生活。从传统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社会结构呈现出进化意义的跃迁，偏离既有的发展轨道。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经济形态有了明显的变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发展。[2]（P29）社会转型带来非农产业的扩大、人口在城镇的聚集，农民转变为“新市民”，对语言文化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语言文化观念、实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乡村语言（方言）文化生活脱离原有的的轨道，逐步向以城市为中心的语言（普通话）文化靠拢，语言文化认同危机正在生成。在这种冲突中，基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一直处于缓慢演进中的方言与乡土文化以空前的速度衰老、萎缩，其建构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似乎迅速过时，不再被认可、遵从，甚至被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被贴上“落后”“迷信”之类的标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的现代化建构始终与批判甚至否定“传统”文化相伴随。[3]（P42）这种现象背后，是基于对工业文明的极端膜拜，从而将前工业化传统不加区分地视为建构现代性的障碍加以否定。
文化遗产保护就是对全球化、现代化所导致的地方性、民族性文化生存焦虑的回应，是国家或民族文化表述的一种方式。[3]（P47）《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4]（P1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当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方面，而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方言及其承载的乡土文化是农民生活意义与价值的来源，如果没有农民对方言及乡土文化的认同，就没有乡土文化自信，更谈不上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保护方言及其承载的乡土文化，就是延续乡村文化的根脉，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与挖掘、阐发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并行不悖。方言及乡土文化的保护更多的是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而不是建构现代性的羁绊。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新的法律和新的公共语言文化政策，传播新的文化理念，从自我否定导向的“文化自省”迈向自我肯定导向的“文化自觉”。[5]（P1）
二、鄉土语言（方言）文化濒危：来自现代文明的冲击
方言及其承载的乡土文化作为“地方性知识”，其个性植根于特定的地域文化场域，农村是其生存的主要土壤。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明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方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文化空间，改变了方言持有者的文化心理，导致方言文化生态链的断裂。传统到现代的纵向历时变迁，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横向共时碰撞，使得以地域为界的方言及其承载的乡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濒危化、碎片化、边缘化，失去了清晰的轮廓。
马歇尔·麦克卢汉依据传播的形态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部落化（tribalization）、去部落化（detribalization）、再部落化（retribalization）三个阶段[6]（P13），大致可以对应听觉传播-视觉传播-数字传播阶段。从以听觉传播为重要特征的乡村中心的传统农业时代，到1440年前后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开启以视觉传播为重要特征的城市中心的工业时代，再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带来新媒体勃兴，人类社会进入了以数字传播为重要特征的多元化的信息时代，每一次时代变迁都带来社会结构、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的变化，也重塑了语言文化生态。
（一）乡村中心：传统农业时代的听觉传播
汉语方言古已有之。《礼记·王制》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可见，早在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前，各诸侯国“言语不通”，使用不同的方言，且各地“嗜欲不同”，其承载的乡土文化也自不同。即使“六王毕，四海一”，“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方言分歧并未得到弥合。方言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地理方面的因素如山川阻隔、历史方面的因素如人口迁移、社会方面的因素如社会的发展变迁、语言本身的因素如不同语言（方言）的相互接触、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各大方言之间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语言特点，其形成、发展、现状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但总的来说，“农村是汉语方言生存的主要土壤，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小农经济生活是汉语方言维持稳态的外部条件。”[7]（P208）
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生产方式塑造着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语言文化生态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影响下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反映。语言（方言）及其承载的文化体现着语言（方言）文化持有者对特定地域环境的适应性，与他们的生计活动和经济安排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是“土地里生出来的文化”。[8]（P9）“乡土”既是乡民外部生存空间的表征，也是其内在精神空间的反映。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乡民生活乃至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土、爱土、亲土、敬土已经深深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之中。[9]（P47）“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较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各个乡土社区之间是相对孤立、隔膜的。[8]（P9）这种“地方性”的限制，使得乡土社会成为“封闭半封闭”的“熟人社会”。在这个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乡土”，乡民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在漫长的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相对稳定的乡土文化，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如传统建筑、传统服饰、农业生产生活器具等;无形的精神文化，如乡规民约、口头文学、民间信仰等;体现在生产生活行动中的实践文化，如生产生活惯习、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婚丧祭祀仪式等。这些乡土文化在生产生活中通过认知转化为主观化的信息，并以语言符号为载体，凝聚在各具特色的方言之中。方言不仅具有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结构特点，其形成、发展的动态历史也体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反映了一个地方的自然风貌、历史变迁与风土人情。
语言（方言）是人类用于表达思想、协调行动、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又受制于语言（方言）持有者及持有者的生产生活实践，具有一定的寄生性。在重土难迁的、静态的传统农业社会，方言作为通行于特定地域的交际工具，逐渐成为血缘、地缘之外身份认同的显性标识。“乡音”是“乡情”的重要载体，口头的以听觉为主导的传播是乡村中心的传统农业时代的重要特征，“社会发展由听觉主导，口语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主要传播方式”。[10]（P27）传者和受者置身于同一时空，以人体为媒介口耳相传，形成了听觉主导下的基于“面识”的口头传播。无论是纵向的代际传承，还是横向的空间传播，口耳相传的方言是最重要的信息传递工具。这种信息传递不是均质的，基于时间的血缘的亲疏和基于空间的地缘的远近导致了交际密度的由密到疏的衰减，语言创新在交际密度高的人群中优先传播，形成了以方言为圆心、以血缘（时间）为纵轴、以地缘（空间）为横轴的“涟漪效应”。（见图1）这种以听觉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方式，塑造了传统农业时代信息传播的典型特征：乡土社会处于经验口耳相传的部落化时代，方言及其承载的乡土文化通过耳濡目染、口耳相传的方式以微小、个体叙事的形式在时间、空间中发生变异，在人际、代际之间传播（传承）。
（二）城市中心：工业时代的视觉传播
乡土社会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传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构建起自身的文化权威，形塑了文化生存、发展的基本空间，奠定了发展的基本路径，形成了稳定的文化秩序。但这种文化秩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外部环境和文化场域内部各个变量强弱关系的变化，乡土文化由强变弱、由盛转衰，导致文化价值的衰落和文化秩序的转型。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乡土社会带来了工业文明，“封闭半封闭”的乡土社会向外敞开大门，“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的震荡和变革，也出现了阶层分化严重、人口流动频繁的严重的‘鱼笱效应’”[11]（P25），为静态的乡土社会注入活力的同时，也造成乡村人才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人与土地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被颠覆，解构了原有的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生态。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没落动摇了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繁荣发展的根基，传统村落的不断消失使乡土语言（方言）文化失去了有形的载体，而乡村人才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则导致乡土语言（方言）文化传承主体的缺失。工业化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开创了以视觉传播为主导的城市文化，在强势的城市文化与弱势的乡土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城市文化/乡土文化的二元对立和乡土文化传承的断裂，乡土文化成为被城市文化遮蔽的“他者”而逐渐碎片化。
传统农业时代的乡土社会核心特征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以方言为显性标识构建出人与人、人与空间稳定的关系，塑造了一个“熟人社会”。工业化催生出的城市化带来了人的流动与迁移，改变了人们的时空位置，将中国带入了一个以法律、契约、传媒为纽带的的城乡社会，城市成为社会关系的构成中心，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一个“陌生人社会”。15世纪中叶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印刷品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知识的垄断被打破，开启了大众传播时代。在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广泛使用带来新媒体的勃兴之前，广播、报刊、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一直是信息传播、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渠道。借助这些大众传播媒介，城市成为文化生产、消费的中心，并不断超越城市的边界向农村蔓延。作为通用语的普通话以及书面语在这个陌生人社会成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消除了彼此之间交际的语言障碍和精神区隔，将来自不同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人们凝聚在一起。以普通话和书面语为载体形成、发展的城市文化借助大众媒介不断辐射、扩散，使乡土语言（方言）文化持有者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国家、地区的界限逐渐模糊，他们的注意力也从传统农业生产、农业文明转向工业生产、城市文明。他们与城市文明的联系不断增强，乡土语言（方言）文化也逐步向城市语言（普通话）文化靠拢，结构系统不断退化，工具性不断丧失，应用场景不断萎缩，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黏性。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下，乡土语言（方言）文化在城市中心的社会中越来越边缘化，乡土语言（方言）文化持有者逐渐丧失了对乡土文化的自信，消解了对乡土文化的认同，陷入了一种集体身份焦虑。这种以视觉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方式，塑造了工业时代信息传播的典型特征：城乡社会进入了“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去部落化时代”[12]（P7），普通话及其承载的城市文化以宏大、权威叙事的形式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构建了视觉主导的传播秩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单向辐射、扩散。
（三）多元化：信息时代的数字传播
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不仅仅是形式，它对信息、知识、内容有着积极、能动的影响，他从“技术社会互动论”的视角讨论了媒介技术与人感知世界、塑造文化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13]（P58）互联网的产生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标志着人类历史翻开了信息时代的新篇章，不仅传播载体、传播介质较大众传播时期更加先进，实现了文字、声音、图片、影像等多种传播方式的統一数字化处理，而且交互式的传播模式改变了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传统关系，打破了传统大众媒体对信源、渠道的掌控，公民通过“技术赋权”的方式实现了传播的权利向传播的权力的转移。社交媒体即时化传播，实现了普通公民“想说就说”的表达权的回归。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突破地理区域的局限把人们重新连接起来。互联网用户不再是一个笼统的整体，而是按照职业、地域、年龄、受教育程度、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诸多因素聚合成一个个线上虚拟社群。在数字化媒介情境下，互联网用户拥有了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主动权，冲击了传统的地域文化的概念，形成了跨语言文化的全新虚拟空间。用户自主控制、即时交互，以类似“面识”的方式参与内容生产和公共讨论，“符号形态在本质上是‘数字口语’，而其文化表征更应被称为‘数字口语文化’”，重新被赋予原生口语时代鲜明的协商属性。[10]（P30）如果说传统农业社会以血缘、地缘以及方言为纽带、以“强关系”为主要特征构成一个个“地方性”的“熟人社会”，工业社会以法律、契约和大众传媒为纽带、以“弱关系”为主要特征构成一个个“陌生人社会”，那么信息社会则是一个突破了地理区域的限制，以互联网为纽带，强关系、弱关系纵横交错的“熟人-陌生人社会”。
1978年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从总体性社会不断向分化性社会转化，互联网用户的多元、分化趋势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客观上也为弱势语言（方言）文化持有者线上聚合、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创造了条件。信息时代的数字传播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封闭半封闭的、局限于内部交流与对话的文化模式，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乡土公共文化空间相互交流、碰撞，一元化思维逐渐被抛弃，多元文化得到大力传播，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可见性不断增强，乡土语言（方言）文化持有者的主体意识得以回归。如马歇尔·马费索利所言，我们经验的社会生活借由媒体技术承继了归属感，在后现代部落的游牧生活中重新连结，“我们是成员，我们是部分，我们聚合。”[14]（P40）他们即使离开了乡土社会，也可以通过网络重新聚合，构建起一个个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线上虚拟的文化空间，延伸并发展着对乡土语言（方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从而塑造了信息时代传播的典型特征：交互性、超时空的数字传播打破了单向的中心-边缘结构，实现了平衡的多向模式，塑造了以城市语言（普通话）文化为核心、各个地方性的乡土语言（方言）文化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一核多元”语言文化秩序，小众化传播使个体的能动性不断被释放出来，城乡社会重新回归感官同步的微小和个体叙事的部落化时代。
三、文化认同：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方言文化保护与传承
乡村振兴既要追求物质的丰裕，也要实现精神的丰盈，通过激发富有泥土气息的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活力，促进乡村文化的振兴与繁荣。从历史维度看，乡土语言（方言）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根脉。乡土乡景、乡音乡情、乡邻乡亲，寄托着我们质朴悠远的乡愁，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也是涵养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从现实维度看，乡土语言（方言）文化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力量源泉，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精神基础、维护乡村秩序的内生力量，具有转变观念、凝聚人心、淳化乡风、引领发展等“铸魂”作用。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通过保护与传承乡土语言（方言）文化，可以激发乡村的内生活力，将广大村民凝聚在一起，形成推动乡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强大合力;从未来维度看，乡土语言（方言）文化是中国文化自信之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解決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重建乡村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乡土语言（方言）文化赋予农民生活的意义体系和价值规范。如果失去了文化魅力、凝聚力和吸引力，农民无法认同乡土语言（方言）文化，就谈不上乡村文化自信、自觉，更谈不上中国文化的自信、中华民族的复兴。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解决“存”与“续”的问题，既要守得住“真”，推动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原真性的保护、研究与传播，解决好“存”的问题;也要出得了“新”，强化乡土语言（方言）文化认同，构建和谐语言生态，解决好“续”的问题。
（一）重建乡土语言（方言）文化认同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变化，城市成为文化生产、消费的中心，城市语言（普通话）文化借助大众传媒不断超越城市的边界向农村蔓延，乡土语言（方言）文化在这种“去乡土化”的过程中，被贴上“落后”“土气”“粗鄙”等标签，应用场景不断萎缩，交际实用功能和情感联系功能不断被削弱，逐渐边缘化，面临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乡村文化振兴，首要重建对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乡土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
乡土语言（方言）文化持有者是乡土语言（方言）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最重要的力量。激活文化持有者的内生动力，重建文化认同，就是要在认知层面、情感层面与行为层面强化个人与特定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联系，使个体对所属乡土语言（方言）文化及文化共同体产生归属感。每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满足文化持有者发展、生存需要的产物，其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该文化是否能够被持有者认同。这种认同不是仅停留在“符号”层面的认同，而是持有者基于“文化自觉”对所属文化产生的发自内心的归属感、依赖感。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边缘化是文化持有者认同感缺失的重要原因，而认同感的缺失又会带来乡土语言（方言）文化进一步的边缘化。因此，必须从重建文化持有者对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入手，通过政策引导、舆论宣传、学术研究和学校教育多措并举、形成合力，打破“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城市文化/乡土文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思维局限，重新发现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建构身份认同，引导整个社会树立一种基于文化多样性的，而非基于文化进化论的文化价值观。
（二）构建“一核多元”语言文化生态
20世纪70年代，豪根在《语言生态》一文中借对“自然生态”的隐喻定义了“语言生态”：“语言生态是指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15]（P122）语言是一种对环境有着强烈依附性的文化现象，特定的社会环境、固定的人群、语言文化持有者的认同感等共同构成其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弱势方言不断萎缩或向强势方言或普通话趋同、合一，甚至面临“濒危”的状态。一种方言的消失，就意味着“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那种交际和思维工具的永远丧失，就意味着当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那种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的永远丧失。”[7]（P207）
汉语方言种类多，差异大，不同方言之间甚至难以通话。在以城市为中心塑造的多元化的“陌生人社会”，我们需要一种大家共同掌握的通用语，以消弭分歧、凝聚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推行普通话一直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宪法规定的责任，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多年来，我国坚持不懈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80.72%。但是，过去我们关于城市语言（普通话）文化与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讨论似乎陷入一个误区，将二者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而非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相互融合。构建和谐语言文化生态，既要坚持普通话的主体性，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推广普通话助力脱贫攻坚、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要保护方言文化的多样性，振兴乡土语言（方言）文化，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要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紧密结合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盘活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16]构建“一核多元”语言文化生态、维护多元文化空间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乡村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文化人、以文铸魂，推动乡土语言（方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一方面，要留住乡音、记住乡愁，保护、利用好农业文化遗产，继承、弘扬好民俗文化、节庆文化、家族文化等传统文化。把弘扬优秀乡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紧密结合，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大力推动乡村荡涤陋习、创设新规，培育公序良俗，引领乡土文化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引导农民重新审视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历史价值、当代价值和未来价值，讲好乡村故事，唤醒沉睡的乡土语言（方言）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从而让乡村“活”起来。
四、结语
功能主義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如果“无法为社会的生存和稳定带来贡献，或无法为社会成员提供某些有益的功能或创造出价值”，就必定会被年轻一代抛弃。[17]（P320） 乡土语言（方言）文化如果脱离语境、丧失功能就只能作为静态的符号系统供后人瞻仰凭吊。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经济、文化的趋同，也导致了地方性、民族性文化的生存焦虑。方兴未艾的文化遗产保护就是对这种焦虑的回应。水有源，木有本，文化有根。乡土语言（方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一方面，要通过全面、细致、科学的调查研究，借助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描写好、保存好、展示好优秀的乡土语言（方言）文化遗产，解决“存”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未来价值，开发、利用好乡土语言（方言）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实现乡土语言（方言）文化的功能重构和价值实现，解决“续”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姚小烈.试论方言与地域文化自信[J].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5）.
[2]王春光.新社会转型视角对乡村振兴的解读[J].学海，2021（5）.
[3]杨正文.文化遗产保护中民族与国家的诉求表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6）.
[4]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资料汇编[G].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5]高丙中.文化自觉的技术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意义[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3）.
[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7]曹志耘.方言濒危、文化碎片和方言学者的使命[J].中国语言学报，2014（16）.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9]康来云.乡土情结与土地价值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土地的历史变迁[J].河南社会科学，2009（5）.
[10]王媛.“口耳相传”的数字化重建：社交媒介时代的口语文化[J].现代传播，2020（6）.
[11]赵霞.乡村文化的秩序转型与价值重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
[12]师曾志，李堏，仁增卓玛.“重新部落化”——新媒介赋权下的数字乡村建设[J].新闻与写作，2019（9）.
[13]]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4]米歇尔·马费索利.部落游牧性[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11）.
[15]张先亮，杨依希.试论“语言生态”的属性特征[J].语言文字应用，2017（4）.
[16]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http：//www.moa.gov.cn/ztzl/xczx/xczxzlgh/201811/t20181129_6163953.htm，2018-09-26/2021-12-13.
[17]高育松，薛小梅.互动本能：《语言的演化与习得》介绍[J].当代语言学，2012（3）.
[责任编辑薄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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