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阳 史安斌
“今天的美国不仅没有埃德加·斯诺式的人物，连斯诺的名字都令美国大报的记者们噤若寒蝉”。这是1995年以引介巴赫金而在中文学术界成名的文学与美学学者刘康与记者出身的新闻学者李希光在美国进行跨学科对谈时发出的感慨。这句话在二十多年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变、中美关系陷入“准冷战”状态的当下更觉意味深长。那篇对谈被收录到二人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1996年面世后引发了中外新闻界与知识界的关注与热议，“妖魔化中国”成为公共话语场被广泛引用的“标签语”，其传播力和影响力至今不衰。
作为特定媒介和意识形态的符号化隐喻，无论是“妖魔化中国”还是对斯诺“缺席”的感喟，不仅切中了文化全球化转型时期欧美新闻界普遍存在的媒介西方中心主义方法论症候，也标志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刘康学术思想发生的“传播学转向”，即从以美学为核心的“文化政治”理论，逐步转向以媒介为表征的“政治文化”思想。从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美学、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论与西方学界重新阐释的“毛主义”（Maoism）的文化政治解构，到后期对全球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媒介政治文化建构，这是刘康学术思想“传播学转向”的脉络与光谱。
鉴于“全球化”和“媒介化”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媒体不仅深度参与了社会生活的想象与建构，而且正参与塑造社会劳动和分配方式的数字化转型，从话语和行动双重意义解读媒介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知识社会学和谱系学两种路径，挖掘刘康学术思想转向的社会语境和现实关切，以此对建构具有历史感、时代感和想象力的传播学理论提供路径和方法论的启迪。
自1989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毕业后，刘康先后于格林奈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1989—1991）、宾州州立大学（1991—2002）、杜克大学（2003至今）任教，是蜚声国际学术界的文学、美学批评家和传媒研究学者。与因循传统比较文学和“中国学”（Chinastudies）范式的华人学者不同，刘康自步入美国学术界之始，就以其世俗关怀和批判精神挑战西方学术主流的思维定式与文化偏见。其1992年发表在英文学术季刊《近代中国》（Modern China
）的《政治、批判范式：反思近代中国文学研究》（Politics，Critical Paradigms：Re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就对当代西方汉学界从冷战时代形成的学术范式，及其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偏见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犀利的批评。1996年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成为畅销书，让刘康迅速走近大众和媒体的视野。其后他的理论视野和学术关切也出现了“传播学转向”，从理论的角度重新理解文化转型时期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他以美国知识界、新闻出版界、影视与大众娱乐为切入点，探索冷战以来意识形态与媒体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历史、社会、思想和文化根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早年在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的理论积淀让刘康始终对媒介文化在西方的现实主义逻辑保持警觉。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他不仅深入探索媒介在现代化的知识谱系和发展逻辑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媒介作为知识载体所扮演的政治行动主义角色，而且还特别关注西方媒介在全球政治经济转型的后冷战时代，如何作为“冷战的最重要的产物”，延续和发展了特定的冷战话语霸权这一文化政治过程。在电影的文本解读从后冷战开始逐步进入北美文论界的知识视野时，刘康敏锐地体认到新闻传媒深嵌在经济、社会与现实政治的逻辑。换言之，传媒研究不仅仅关注文本，而且也直接牵涉到受众和市场作用、产业运行、公共产品的政治社会属性、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等社会议题。他的学术转向与近半个世纪以来传播学研究由微观实证上升到宏观批判的发展路径也是不谋而合的。
随着21世纪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全球性参与，刘康将学术视野投向美国媒体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构建议题。他不仅出版了《妖魔化与媒体轰炸：西方新冷战思维批判》（与李希光合著，1999）、《全球化/民族化》（2002）和《全球化与中国文化思潮》（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ends in China
，2003/2004）等中英文著作，而且也积极在国内外高校思想界组织和学术交往与合作。2007年，他应知名学者周宪邀请，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成立“传媒文化跨学科研究小组”，并在同年秋季开设“当代传媒文化研究”课程。作为跨学科的问题导向型课程，由哲学、传播学、美学、艺术学、文化研究、社会学、信息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集体授课。课程成果以两位学者主编的《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一书得以呈现。研究小组的成果广泛，既涵盖了《百家讲坛》等电视栏目中传统经典的大众传播、《超女》选秀、春晚、热门赛事直播等文化现象议题，也涉及新闻“喉舌论”与专业主义、消费主义与身份建构、先锋艺术的全球本土化等文化理论议题，体现了葛兰西所倡导的“有机知识分子”从理论到实践，从话语到行动的学术旨趣。
2008年4月，刘康受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兼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他组织召开了“政府新闻学和中国国际传播国际研讨会”等学术会议，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入探讨软实力、公共外交、政府与传媒关系等议题，并主编出版了《国家形象与政治传播》一书。
如何理解刘康的学术思想和实践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传播学转向”？这一思想转型具有什么样的表征、方法论指向以及认识论突破？如果说这种“媒介游移”从个体角度出自其本身“内在的冲动和愿望”，从社会互动角度“直接受到研究对象和周边学术环境很大的影响”，那么刘康的这一学术转向，也在思想上接续了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就中国“文化心理积淀”提出的“实用理性”命题，并在后冷战时代对新的媒介文化现象、思维模式和知识体系做出了相应的知识更新。
在其2006年出版的《文化·传媒·全球化》中，刘康将自身从“文学、美学等文本解读和思辨的领域，游移到传媒、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等范畴，以致到对学术规范与机构的思考”这一跨知识系统的学术转向，从方法论上归纳为从“对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由怀疑到摒弃，到彻底服膺于解释学意义上的主体间对话为人文社科的坦途”。从认识论角度看，当代中国与全球化，20世纪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历史与当代全球权力结构变迁是刘康的核心关切。文化研究、“中国学”和传媒研究这三个领域，在“媒介游移”与“传播学转向”的学术思想变迁过程中，逐步发展为“由中国为轴心，传媒与文化为场域”的知识谱系。
如果我们从超越现象学的视角理解刘康学术思想的“媒介游移”，就会发现这一思想转型背后更为深入的“重返历史现场”的知识社会学。如果说《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诞生于后冷战时代的1996年，旨在揭开冷战意识形态的历史魅影，《媒介·文化·全球化》是随后在全球文化转型的历史关口对媒介文化的理性观察，刘康在2010年组织出版的《国家形象与政治传播》，开展对国家形象的政治文化建构的思考，则离不开2008年北京奥运、汶川地震等国际传媒事件。中国全球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战略拐点”，需要在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定位。他指出，“在强势西方文化主导下的现代化格局中，对重实轻言传统的调整，也是现代化的需要”，国家形象作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国家战略得以提出，“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必要”。
从“重返历史现场”的知识社会学维度来看，刘康的学术思想转向呼应了全球文化转型时期的媒介传播与文化政治相互建构这一重要议题，而且从实践层面以“媒介行动者”和“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率先垂范。在大历史中定位和重塑个体身份认同与国家形象，是刘康学术思想转型的双层动因。这也体现出他不仅是积极的媒介文化思考者，而且是历史书写多元化背景下历史真实的守护者与创新的实践者。
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看，刘康媒介文化思想的知识谱系起源于其对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思考。从其早期对巴赫金思想的论述中，就能清晰地看到刘康对文化与政治、思想与政治经济结构等文本与意识形态议题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愈来愈关心语言、话语在文化政治学或政治文化学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从如何理解媒体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互动，到如何解构后冷战时代的文化全球化与西方媒体冷战话语之间的权力关系，再到如何整合历史与现实的视角构建中国国家形象，构成了刘康的学术思想地图的轮廓。
臭氧以气态或水性状态用于食品应用。新鲜或鲜切蔬菜的消毒是一种可以利用两种臭氧形式来进行的例子。食品应用中臭氧处理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供气系统；
臭氧发生器；
用于臭氧水溶液的臭氧接触器，或用于气态臭氧处理的处理容器；
臭氧测量装置及臭氧废气破坏系统。
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在这一主导当代媒体与传播批判理论的论断基础上，刘康从价值论的角度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普遍性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不能仅仅被看成负面的，代表特定利益集团或阶层的观点和看法，而是一种“我们人类社会必须有的价值观，或者价值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个人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社会地位与职责，以及民族与国家认同，并通过媒体等传播渠道表述和传播，其中“大众传播媒体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是制造、传播意识形态的最重要、最优秀的渠道”。因此，媒介文化与传播不仅因为其特定的社会建构性，牵引出语言与话语的作用、大众传媒的影响与作用、公众舆论的导向及其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影响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主体建构性层面，也带来了意识形态在公与私、理念与情感等方面的作用等应当进行跨学科探索的理论命题。
其次，刘康深入解析了意识形态的理论话语在文化政治层面的战略意义。以软实力概念的历史性塑造为例，在其主编的《国家形象与政治传播》书系总序中，刘康指出，美国学者提出的“软实力”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普适性原则，其普遍性意义恰恰在于，试图在全球文化和道义层面塑造服膺于美国现实政治需要的观念霸权。“软实力”的提出“首先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需确立自己的‘世界领袖’地位”。约瑟夫·奈在2006年重申国家软实力来自文化、政治价值与外交政策三个方面，其目的恰恰在于“以此吸引和说服国际社会接受该国家的国际地位”。奥巴马时代对美国软实力战略的重估和布局，也旨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重塑美国形象，重振美国雄风”。
正是在这一文化政治的主导框架下，欧盟各国、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都在“为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洗牌和重建提出各自的方案，确保各自的全球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就我国而言，中共十七大起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转型一方面是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外宣、人民外交、推动世界和平、建造和谐世界的“现代性的传统”在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创新，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正是在这个动态的背景下，中国政治文化的全球布局才会受到来自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注。换言之，脱离了“霸权与反霸权”的全球史视野，即刘康所言“体”的本质，就不能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术”的政治意义，也不能理解来自西方“先发国家”的文化遏制和经济阻断的战略目标。
在话语和传播方面，刘康认为，以国家形象和政治传播为切口的媒介化塑造，与其说是一种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文化政治取向，不如说是以全球视野突破冷战意识形态格局，重塑大历史格局的全球话语和政治文化。“中国的迅速崛起”与“多年来西方价值观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是话语层面和观念层面的矛盾，中国的全球战略一方面需要自身对当代国际社会的深入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需要挖掘普遍主义的表述方式，用对方容易接受的方式展示意图和魅力，吸引和说服国际社会。
沿着这个逻辑，可以发现刘康关于国家形象建构的论述中，存在国家形象的两种叙事，其一是历史化叙事，其二是普遍主义叙事。在历史化叙事中，国家形象是一种现代性政治的媒介塑造、由权力和历史构造：现代国家均以单一或多民族为“民族—国家”法理基础。无论当前西方国家如何推崇文化差异、多元文化、文化多样化等观念和政策，“归根结底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推行的，最终为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服务”。西方强势文化主导的现代化格局，在全球范围同时也塑造了发展中国家特定的现代化需要。
因此，建立在民族—国家逻辑下的国家形象塑造，首先是建构文化政治框架的合法性，以及对超越民族—国家的另类文化想象的排除，是具有排它性的民族—国家整合性战略。西方视野中的政治文化的底色是文化政治，国家形象“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公关、文化表述、传媒、学术等方式，向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展示、传播”。
在普遍主义叙事中，国家形象则是一种塑造历史的多元主体构型。国家形象是对特定民族—国家历史、结构、人文思想的反应和塑造，是具有行动意义的媒介文化活动。“综合、全面、复杂、多样、多元的形象，不是仅仅由政府单一力量或传媒所承担，而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社会价值观、历史传承、意识形态的综合反映，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整体呈现”，需要突破“经济本质”高于“媒介表象”的黑格尔式发展中心论，在价值、政治实践和国际关系层面理解和把握符合、形象和信息的意义。这一整体性的形象塑造、价值呈现和议程设置行动是政治统筹协调下的多元主体行动，需要由政府规划组织、公共财政支持，同时也需要全社会各层面的普遍参与。
在刘康看来，对于国家形象的两种叙述之间并非相互矛盾和排斥，而是一种相互交织、彼此建构的关系。历史化叙事提供了理解和开展国家形象和政治文化构建的社会语境、历史意义与行动坐标，普遍主义叙事则为这一传播活动提供了规范化的、系统性的现实主义路径；
如果说历史化叙事是普遍主义叙事的现实土壤，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同时发生的历史语境，那么普遍主义叙事则是在历史化叙事的基础上，对跨民族—国家传播活动的行动范式与现实关照做出的一般性归纳，需要在历史化叙事的社会结构中，理解和展开政治文化主体的媒介化形象建构。国家形象建构不是去历史化的普遍主义叙事，中国政治文化的普遍主义，也需要在破除西方普遍主义的叙事中展开。换句话说，“如何建构国家形象”这一普遍主义的政治文化问题，需要在“谁来向谁建构国家形象”这一符合媒介传播逻辑的文化政治的现实语境中讨论才有意义。
在这一逻辑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媒介行动首先是内省的，是在大众传播领域展开的政治文化建构，需要在打开媒介活动的“公共空间”，“大力推动公共传媒、公共参与、公共利益、公共话语、公共情感”。在早期对巴赫金文化转型理论的思想史论述中，刘康就指出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的特定历史意义：公共空间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文化构成部分，在文化转型期的作用更为重要。大众文化作为公众广场和公共空间的主导文化形态，更具有创新、求变的先锋性”，从其对于“公共空间”与“媒介行动”的勾连当中亦可看出刘康学术思想脉络的延续性。
其次，中国媒体的形象建构活动是向外拓展的，是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单元的全球传播体系中展开的，英美媒体的冷战意识形态及其在全球传播话语中的支配性，是打开公共空间的突破口。
第三，中国媒体的国家形象塑造，不是将西方价值观普遍主义化，将自我他者化，以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来定义中国现象、决定中国行动，相反，如何从特定的中国现实中提炼和传播好中国叙事，并充分挖掘其普遍性意义，是破题的着力点。
从解构文化政治——即西方媒体的冷战意识形态，到建构政治文化——即中国国家形象及其国际传播，构成了刘康学术思想“传播学转向”的中心路径。他并非以后者来否定前者的历史性存在和现实政治动能，而恰恰是通过“走进历史现场”“重返历史现场”的方式，积极参与文化领域历史和话语的塑造，从而以建构文化主体的方式，进一步确认和重塑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结构。
作为其学术思想“传播学转向”的具体体现，刘康的政治文化建构建立在“媒介+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地图上。从文化政治的积极思考者，到政治文化的媒介行动主义者，刘康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传播学转向”充分体现了他以中国为理论关切和价值导向的现实主义面向。他曾如此概括中国媒体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方法：
无论从原则上还是从实际情况看，中国都不能按照美国的设计，跟着美国的全球化战略和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来设计中国的发展蓝图。中国的媒体和文化意识形态机构（包括教育、出版、影视、文艺、体育等部门）必须面对全球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严峻事实，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归根结底，中国媒体的创新和转型不应该按照美国的媒体自由市场化和原则来发展，那样会导致媒体成为权势和利益的喉舌，为权势和利益集团所垄断，而无法实现媒体的民主化和真正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中国的媒体创新必须在建立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新文化体系的大前提下进行。
这一论断不仅以跨越民族国家的全球结构为视野，破除西方知识界普遍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瓶颈，而且以“向内部超越”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将“文化的媒介化呈现”议题内部化、历史化、结构化，探索媒介政治文化的历史化构建及其普遍性意义。从认识论层面来看，刘康试图超越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设定，开辟一条带有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有关媒介、文化与传播的知识社会学路径，从而使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对国际传播内生性与延展性议题的分割。在他看来，尽管媒介文化的外部形态扎根于内生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但国际传播不仅仅是建基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分野的文化想象，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和创造性的社会行动。
列宁曾明言：“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他特别强调了媒介的社会建构性，正是由于媒介所扮演的“组织者”角色才能使得“群体”上升为具备政治行动力的“集体”。作为对列宁论述的呼应，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重新诠释了“组织化”这一社会主义基本行动理念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政治动能：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无论是在新冠疫情、中美关系和全球秩序变迁等现实语境下，还是在浴血奋战的人民战争史中，抑或是在与历史交汇的思想谱系中解读，列宁的“组织者”和习近平关于“组织化”的表述都显得格外意味深长，为我们思考媒体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颇具历史延续性的启发。媒体的社会建构性本身及其被寄予的政治塑造期待，都强调了中国媒体不能仅限在“主动适应变革”的被动待定层面定位自身，而应该充分激活“话语政治”和“想象力政治”的历史潜能。这一时代召唤与刘康学术思想的“传播学转向”是相互呼应的。
在媒介技术、形态、劳动和观念再生产方式不断变迁的全球化时代，梳理刘康学术思想“传播学转向”的脉络及其意义，我们可以解读出他对于媒介文化历史内涵与现实功能的定位与期待。媒介的意义和价值恰恰在于其“组织化”的政治动能，在解构文化政治与建构政治文化的辩证互构中，源源不断地对社会实践提供具有现实感、时代感、想象力和感召力的话语和行动。